王勇：在抗震救灾面前，经济学应该低下 “帝国主义”的头

作者简介

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学术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3期（总第35辑）。

全文2104字，阅读约需5分钟

在抗震救灾面前，经济学应该低下

“帝国主义”的头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这是我国５·１２汶川大地震中一位年轻的妈妈在临终前对婴儿的遗言，写在手机里。这位妈妈用自己柔弱而又坚强的身躯庇护着一个三、四月大的幼小脆弱的生命。当救援人员发现时，这位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而她身下的婴儿正毫发无损地熟睡着。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真人真事，也是这次抗震救灾中千千万万感人故事中的一个。同情心、爱、责任感、感动、悲痛等等这些人类的情感，在饱受苦难的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人性的生命交响乐。

社会各界有很多私营企业和个人都无偿捐赠和匿名捐款、流浪的乞丐捐出所有的钱、因为险情的再次出现而被严令撤退的一位战士跪下哭着说“求求你，让我再回去吧，我还可以再救出一个”、不少教师为救学生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甚至也有少年学生为救同学而光荣牺牲、一位父亲听到了儿子远处求救的呼喊却又实在不忍心放弃对身边陌生孩子的救助结果救了不少别人的孩子却失去自己的儿子、一位失去双亲与两岁女儿的普通女警官得知噩耗以后强忍悲痛依然坚守岗位、电视新闻男女主持人在播报伤亡数字时几度哽咽流泪、广元市长面对媒体嚎啕自责“我感觉很惭愧”、温总理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并急切地对困在废墟中的孩子们喊“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全国哀悼日天安门广场上万众默哀三分钟后高呼“汶川挺住，中国加油”，等等等等……

抗震救灾，这是一次跨越了成本－收益比较法则的人类群体行为。作为一名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求学十二年的博士生，作为一名“经济学帝国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经济学对很多人类行为解释的苍白与无力。在人类灾难面前，传统的经济理性在朴实的人性面前显得那么地无奈与不屑一提。

不要和我说什么“利他主义”效用函数，你真的相信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抗险救灾的人都是在最大化效用函数然后建立贝尔曼方程经过精细的边际效用计算比较之后才提供“最优努力”的么？不要和我说什么“市场万能”，你真的相信大灾之后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军队的迅速介入而单纯依靠市场价格的力量去营救伤员、去出清市场么？不要和我说什么“有限理性”，你真的相信上面描述的那些人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么？

我当然知道经济学研究中不乏对“非物质激励”(non-pecuniary incentive)的研究，比如Casey Mulligan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发现二战时期美国的劳动供给和生产行为是无法用工资报酬等“物质激励”充分解释的， 再比如，有些经济学研究探讨为什么很多人会长年累月地去教堂“浪费时间”而不是赚钱或者享受闲暇，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在积累“精神资本”(spiritual capital)。

对风险偏好的研究，对跨期贴现和替代弹性的研究，对博弈论的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日渐壮大的行为经济学，这些都和心理学，神经认知科学等等密切联系起来，试图将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变得更有“人性”一些，等等等等。

是的，经济学本身也在发展，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学经济学的人却远远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经济学分析的局限性，常常自觉或是不自觉地高抬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者”那高傲的头。

曾经，我以为“抵制日货或者抵制法货”是那种不晓得基本经济学原理的“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愤青无知之举；曾经，面对芝大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对经济学“过于狭隘”的猛烈抨击，我自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相对先进因而对这种批评颇不以为然；曾经，国内有一些经济学家很言之凿凿地大谈“洪灾”能如何如何拉动内需提高GDP。

这些，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什么？但是，现实中，我们是具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完全自私、狭隘、斤斤计较的假设出来的“经济机器人”。我们当然希望物质生活的富裕，希望闲暇，可是当国家受辱，同胞有难，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积极地行动起来，很违反“经济学原理”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付出我们的行动。我想质问，这些人性的自然流露难道就一定是无知的“愤青”行为么？

当然，面对侮辱与灾难，我们也需要冷静，需要统筹。“爱国”与“民粹”之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 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而退回到过度的“保护主义”或者“抵制改革开放”。政府救灾的巨额紧急财政支出和全民赈灾的巨额捐款都是“救命物资”，但如果没有得到切实科学的监督和管理，也许会产生大量的低效配置甚至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只能是将税收负担转嫁给全体老百姓。

不能因为军队战士和其他救援人员的任务是抢险救人就下达过于危险的命令而不充分顾及这些救援者本身的安全，他们也有家人。

灾难终将过去，留下的是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母亲的孩子，留下的是被高位截肢的学龄儿童，留下的是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工厂的满目疮痍。温总理对一个不断哭泣的幸存小女孩动情地说，“你既然幸运地活了下来，就要好好地活下去”。

百废待举，需要时间来抚平伤痛重建家园。在经济建设中，在各种应急经济措施和发展政策制定中，希望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能真正地发挥专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而对于那些刚学了几年经济学原理就抱着盲目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姿态妄图对一切事物都胡乱地唧唧歪歪，做所谓的“经济学分析”的人。我想真诚地奉劝一句：请你闭嘴。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

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